报导:李慧均

如果你现在还不知道何谓麻风病,在这个医学盛行科技发展的社会里很正常。麻风病患者再也不会像以往社会的受害者,需要被隔离设置管制一生。它现已受到药物控制,历史的演变也促进了一套治疗的系统。

一般而言,历史照片都理所当然被视为历史证据,而鲜少被问题化成为研究对象。有别于一般处理历史照片的方式,针对傅向红老师的报告,更多的会集中在【病人】这个部分。

05 图为主讲人傅向红老师。图为主讲人傅向红老师。

把英殖民时期的麻风病摄影,视为研究对象,探讨各种麻风病照片的摄影者、摄影脉络、照片的使用方式和流传途径,并从中考掘隐藏于照片生产和流传脉络背后的疾病隐喻。

相比于绘画和雕刻,科学家认为摄影更能精准无误地捕抓和再现疾病的临床特征。殖民地摄影深受各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影响,热带医学的各种疾病摄影,不仅仅是再现疾病临床特征,也是白人再现热带他者、异国风情的殖民技术。

傅向红,马来亚大学研究员。从后殖民历史视角和文化研究方法,探讨任何跟医药、卫生、健康、疾病、身体与现代性相关的议题。这次在位于吉隆坡的【亚塔屋84号图书馆】举办了这项讲座会。

03 当天有许多民众不忘在享用晚餐后来到这里参与讲座会。当天有许多民众不忘在享用晚餐后来到这里参与讲座会。

 

探讨摄影机下  那些被隐瞒的故事

根据当时的医药摄影类型记载,有专门专注在医疗人员摄影上的,特别是一些流行病爆发的时候,媒体就会去拍一些医护人员,正在为病患治疗活动的摄影。比如,蜘蛛痣。就会拍摄蜘蛛以供为参考的照片。

另一种则是专门拍摄医药的建筑大楼,这也包含了双溪毛糯麻疯病院(Sungai Buloh Leprosy Settlement),很多地区的麻风病院都被制作成明信片派送。这是那个年代很流行做广告的方式,殖民者会通过这种方式来宣传,透过建筑的宏伟来宣传他殖民的伟大。

应用英国历史学家 Peter burke 的名言:每张照片都是有隐喻的再现。针对之前提到的流行病爆发的时候,她向我们展示了一些医护人员拿着“尸体的照片”,里面有一些设备加上一些病人或是,传染病的照片,另外还有一个年代不明的麻风病院。

04 图为英国历史学家 Peter burke.(来自网络)图为英国历史学家 Peter burke。(图片摘自网络)

如果要研究一个疾病的脉络,傅向红老师表示要先清楚的知道所搜寻的照片来历是否正确。她声称在这项研究中,找到3组已知来源的照片。而有趣的是这3组照片,刚好代表着3个不同阶段的“麻风病摄影”。

首先,是由1871年一位新加坡的殖民医官——AF.ANDERSON(Andrew Ferguson Anderson),所拍摄的第一组照片。据傅向红老师的说法,他曾经驻扎在新加坡担任过殖民医官,而后拍完这组照片不久便离开了。这组”麻风病摄影”照片源自一本摄影画册里的组图,拍摄时间约于1860年代后期或1870年代初期。

根据书的内容显示,照片的拍摄地点位于马六甲的斯里汶岛(Pulau serimbun)。早前,这个岛屿是最早成立麻疯岛以隔离麻疯病人的英海峡殖民地,在1830年便有此意愿,但一直到1860年才被实行。针对这组照片显示,有来自中国的七名华人苦力,年龄介于20岁到58岁。其中的6名从澳门港口来,另外1名则是来自福建港口。

02 马六甲的斯里汶岛(Pulau serimbun)。(来自星洲网)马六甲的斯里汶岛(Pulau serimbun)。(图片摘自星洲网)

而这些照片的出版年份已被证实为1871年,但她所收藏的版本则是1872年的。她向我们展示了其中两组麻风病患者的照片,有趣的是,每一位拍摄对象都有两张照片,一张上半身、一张下半身和四肢。并且,每一个病患都附加一页的解说,含患者的基本背景简介,包括年龄、原生地、职业、在海峡殖民地居住的时间、患病的时间、临床特征的详细描绘。

受患者由于病状导致皮肤变色、脸部情况受损、知觉损失、甚至失明,可想而知遭受了许多异样的眼光和社会的排挤。那时候大众对于麻风病的认知有限,而在医学上也无法痊愈治疗属于不治之症。大家都怕被传染,有麻风病的家族史是抹黑的,不光明的。

 

对于麻风病的迷思

当时的细菌论在欧洲才刚开始风行,但医学界对麻风病是否遗传、是否传染、传染途径依然没有明确定论。在AF.ANDERSON发表,出版它的画册之前的四年间,伦敦的Royal College of  Physicians(RCP)于1867年左右,发表了一份关于殖民地“麻风病的状态”的报告,清楚的说明了麻风病无法治疗,但也不会传染。他甚至主张说所有英帝国底下的麻风病院应该废除隔离,包括实行隔离的所有地区。

同一个时期,国际上还发生了大事。当时19世纪初中期,大量的中国人民、苦力出走向全球外移。同时,麻风病在全球不同地方出现。麻风病原本自欧洲中世纪以后即消失,欧洲人却在十九世纪中期在热带地区重新遇见该疾病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背景,更是欧洲人的一大恐惧。

在他的画册前言也提及了,他认为摄影比文字更能真实再现海峡殖民地的麻风病状况之外,更能够再现患者的“神态”特征以及心理状态,因为患者的“焦虑神态”也被视为是临床的特征之一。针对该画册里陈述了他对于麻风病的认知,他认为大部分的患者为当时的”华人苦力”,而这一项数据也得到了证实。包括患者身体发出难闻的臭味等,当时诊断的方式全都靠外观来断定。这些照片的流传限于殖民精英或是“白人医生”,他甚至认为麻风患者在街头现身即是“不雅观”的。

虽然(RCP)的报告指出,每个族群都会患病,但华人苦力却被凸显为“致病者(Pathogenic bodies)”。就算当时的麻风病未被证实是会传染,不过他任然主张,“海峡殖民地必须摆脱这些“麻风病患者”和“看起来像是麻风患者的人”,同时后强调:“隔离不仅是要减除患者的痛苦,对大众也好。”从一种“为你好”的角度来出发。由此可看出,社会对当时的麻风病患者任然带有歧视的看法。

殖民和国际医界内部看法的分枝

迈入19世纪末的时候,热带医学界把华人视为潜在麻风病患者的看法更加普遍。在1897年,驻香港的苏格兰医生James Cantlie在一本题为“Report on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Leprosy Occurs in China, Indo-China, Malaya, the Archipelago and Oceania”的报告指出广东和福建来的华人劳工,持续的把麻风病散播。几乎把华人和麻风病画上等号的意味越来越明显。这样的歧视在19世纪末已经奠定了,甚至变成了医学界主流的观点。

07 图为 Report on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Leprosy Occurs in China, Indo-China, Malaya, the Archipelago and Oceania 的报告。(来自网络)图为 Report on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Leprosy Occurs in China, Indo-China, Malaya, the Archipelago and Oceania 的报告。(图片摘自网络)

同一年,第一届国际麻风病研讨会在柏林(Berlin)举行。这是一个非常有权威的组织,聚集了所有研究热带疾病和麻风病的专家。在会议上提出了“麻风病是会传染的,而且需要隔离。”而这个问题也引起了“传染论者(Contagionist)”和“隔离论者(Segregationist)”的意见占上风。当时医学界对于麻风病,依然存有疑问。到底是属于高度传染还是低度传染的疾病,带有许多不同的分枝,但都不是主流的意见。一旦被确诊,等待这些麻风病受害者的厄运便是财产和金融资产被扣押,公民权利丧失,身份化为乌有。

傅向红老师提出:“麻风病就算是传染病,但是否需要到被隔离的地步?”在1899年,伦敦的殖民地高官 Joseph Chamberlaind 对于强制隔离这一块有不同的看法,他担心这会引起非穷人的患者的抗议。非穷人指的是稍微有钱的人民,如果进行强制隔离的政策,将会引起社会的抗议。而间接的也显现出了阶级的差别,该不该隔离,和阶级有关系。尽管国际热带医学界已经通过隔离做法,但隔离问题仍然备受争议。

追潮到1907年,美国在菲律宾库利昂岛(Culion)成立了全世界最大的麻疯病院。由于美国的政策发挥了国际化的作用,它引起了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,加强了各国对铲除麻风疾病的这个信念。在美国之后的17年,就此成立了BELRA(British Empire Leprosy Relief Association)。主要解决麻风病问题,还有锁定在英殖民地的麻风病问题。

09 库利昂岛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麻风病院(来自网络)库利昂岛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麻风病院。(图片摘自网络)

其中,BELRA 的秘书Frank Oldrieve和马来西亚殖民医生通过书信的往来,主要讨论要不要分散治疗(Small Clinics)和集中治疗(Centralized Institution)的争议。当时,他们极力主张集中式的治疗中心。由此,马来西亚最大的麻疯病院──双溪毛糯麻疯病院(Sungai Buloh Leprosy Settlement)在1930年正式诞生。医生在全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情况下,一致坚持成立麻风病院。

 

病理化他者的恐怖对策

1936年马来西亚《海峡时报》除了报道双溪毛糯麻风病院当时的院长医生 Alexandra Gordon Ryrie之外,还有麻风患者在里面的生活。高峰时期这里曾经聚集了2000多个病患者,占地570英亩,成为除了菲律宾库利昂岛之外,世界第二大的麻风病院社区。

相比前面两组的照片,傅老师最后展示了当时,《海峡时报》报刊里刊登了3组不同的照片,分别是2张很有生命力的笑脸和一张集体照,让观众认为麻风病的患者不一定是悲观的,麻风病不再象征无望、绝望,因为双溪毛糯麻风院为殖民时期的麻风医药带来了希望和欢乐。这组照片的标题已经不视他们为移工了,但事实上他们苦力的身份还是很清楚。媒体刊登的这些照片主要是供大众消费,它也在建构马来亚身份认同。

其实,当年有不少的马来患者也得了麻风病。而1903年,马来西亚设有Pulau Pangkor这个岛屿,主要隔离患麻风病的马来人。在报道上面鲜少会看到,医生反而会强调是华人族群。傅老师指出曾经有人在一份文件里问一个医生,有关要不要隔离马来人这个问题。而他的回答也非常有趣,并表示马来人并没有居住在经济的中心,反而是华人主要的经济的中心。也就是说,华人生病的话等同于劳力也会受损,而马来人没有在那个中心,所以不需要隔离。而这种现象被置于病理化他者,相对于当年就是苦力劳工的体现。而同时,它也存在着族群化麻风病的作用,等同于麻风病几乎和华人画上等号。

08 库利昂岛(Culion)的麻风院。(来自网络)库利昂岛(Culion)的麻风院。(图片摘自网络)

 

再现热带疾病与殖民地族群他者的媒介

在这之前,非常有名的——E.A.O. TRAVERS,至今在麻风病院每个人都会知道这个名字。甚至吉隆玻的孟沙(Bangsar)有两条道路都是以他为命名,其中一条就是Lorong travers,另外一个则是Jalan travers。

早前Travers 在1922年到1925年间,从事人体药物的试验,再现了麻风病的摄影。它实验的对象是当时的吉隆玻麻风病院(Kuala Lumpur Leper Asylum),他们挑选 50 位病人经行“大枫子”药方的实验,“大枫子”是传统中国人用来治疗麻风病的药方。经过改良和并入其他的化学药品之后,给这些参与者服用,以试药效。

01 早期的病房。(来自网络)早期的病房。(图片摘自网络)

傅向红老师向我们展示了第二组,小部分的照片。尽管摄影的经费不足,Travers任然拍摄了22张照片。在这50位病人里,选出了9位病人拍照。主要拍摄病人对于接受治疗前和治疗后的照片,这期间相隔一年的时间。

另外,他也挑了18名患者进行这个四组集体照,根据他的报告指出,这一组照片是在接受治疗以后参与拍摄的,仅有那9位病人是接受治疗前后的拍摄。他们选择患者的标准并没有记录于报告中,对于临床的人体实验是否有通过病人的自行同意也备受争议。

在这9张组图里,明显的可以看出治疗前后的差别。接着就是4张集体照,照片里有4个人但种族、肤色都不同。而Travers在摄影技术上就显得比较生动有趣,利用现代性的对称概念。对照上一组 AF.ANDERSON 的摄影风格,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——并没有交代谁是摄影者。

从组图中观察得出,足以展示它们在玩弄肤色。在欧洲的近代科学里面,种族分类是他们其中的特色。种族分类是按照最基本的肤色来定义,其它的就是眼睛、单眼皮、双眼皮、骨骼大小等作为基准。傅向红老师指出,这些照片都是在Arkib Negara(国家档案局)的信函里找到。Travers在药物有成果之后尝试写信告知好几个伦敦的医生,目的在于说服他们药物有效的证据,并凸显殖民医药的神奇。

终于在1925年,早期的 Malayan Saturday Post 就写了一篇赞扬Dr. Travers 的文章。里面提到说,这些照片不只是再现疾病甚至有疗效的功能,给麻风病人看会燃起他们的希望:“这个希望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治疗。” 导致这个疾病的隐喻不断地在被改变,但对于当时患上这个不治之症的病人,给予了新的希望。

自19世纪末开始,他们对于麻风病的摄影姿势有了一定的要求。医生会叫麻风病人把双手交叉叠在胸前,主要展示患者的肢体和皮肤状况。而代代传下来也刷新了世人对麻风病的刻板印象,一旦放这个姿势就被贴上麻风病患者的标签。来到1934年时期,当时也具备了先进的科技,人们开始利用显微镜取代个人主观的想法,不再以外貌来判断是否患上麻风病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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